刘世锦：建议不再区分国企民企

自2010年经济增长进入高速到中速的转型期以来，当前是最为复杂和迷茫的阶段。一方面经济进入恢复回升轨道，但增速低于预期，需求不振，更重要的是，稳增长的老办法不行了，新办法是什么，似乎处在迷茫状态。过去十年，高速增长期的主要驱动力量基建、房地产、出口减速，经济下行时抓一下还管用，但这一次房地产长时间负增长、基建投资难持续，出口也是下行态势。从国内的基本背景看，仍处在高速到中速或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原有动力全方位触底，有的出现“超调”；由来已久的结构性矛盾水落石出；新老动能衔接出现脱节；政策应对也有改进之处。

 从需求端来讲，重要耐用消费品、房地产、基建等相继出现历史需求峰值，进入减速期。生存型消费趋于稳定，发展型消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需求结构已经出现重要变动。发展型消费和政府基本公众服务均等化直接相关。这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是近三亿进城农民工的保障性住房、医疗、教育、社保等不到位。四亿中等收入人群与九亿中低收入人群存在着巨大结构性需求缺口。

 从供给侧来讲，受需求减速的影响，传统产业进入下行通道，需要一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的新先导产业带动产业更替和升级。但现在房地产下滑过快、过深，引发全局性的冲击。企业家预期不稳、信心不足，制约创新活动和新先导产业的成长。

在需求和供给双重冲击下，政府、企业和个人资产负债表都经历着从数量扩张型向效率导向型的转换，这个转换非常不容易，经常是被动的和危机倒逼的。

由于高速增长不可持续，尤其是部分行业需求过度透支后的高速增长很可能出现断崖式下跌，房地产等行业原有的高负债、高周转、高风险模式难以为继。不少领域仍在提杠杆，只是“借新还旧”，大量资产缺少现金流，出现某种意义上的庞氏结构，到了某个时点将无法维持运转，甚至出现信用崩塌。所以，本质上还是经济增长由高速到中速后资产负债模式的转型问题。

三年疫情，宏观政策已经尽力且呈疲态。如果把稳增长注意力继续置于宏观政策上，副作用将会加大，更重要的是将会再次错失结构性改革的时机。

具有扩张效应的结构性改革可有立竿见影之效。新一轮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一是以进城农村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的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二是以稳定房地产等既有支柱产业、激发企业家精神助推新先导产业发展为重点的供给端结构性改革；三是以扩大有效需求、转换资产负债模式、化解防控风险为重点的资产负债端的改革。

实施为期三年的以近三亿进城农民工为重点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攻坚计划。放开除个别例外、包括一线城市在内的房地产限购、限价。在城市群、都市圈的城乡结合部，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允许农民宅基地向集体组织之外转让、抵押、担保等交易行为，这方面的口子可以开得大一些。允许城乡居民双向流动和置业，带动居住条件改善和消费结构升级，同时增加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允许和鼓励平台企业、大型科技骨干企业大胆投资、积极创新，参与国家重点项目建设，实行常态化、负面清单为主的监管。

现阶段亟待在民营经济发展问题上有大的理论突破。在理论和政治上需要进一步理清民营企业的性质和地位，做到三个区分：把工业革命初期的私有制企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托企业家才能、优化配置资源的民营企业区分开来；把企业家与资本家区分开来；把企业家才能的特殊贡献和价值与剥削区分开来。

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出现资本提供者、创业者、管理者职能分离的情况。资本提供者不再是少数人，而是人数众多、已经社会化的投资者，形成了规模巨大的资本市场。而创业者是拥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也就是通常说的企业家。企业家不同于资本家，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两种不同类型的职能，不能混为一谈。在一个竞争性的要素市场上，企业家是按照企业家才能的贡献获取报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剥削。他们也等同于一般管理人员，后者所缺少的正是企业家才能。企业家精神，简而言之就是创新精神。

在政治上，是否可以明确提出，企业家才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非常稀缺和宝贵的资源，以企业家才能为依托的各类企业，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组成部分，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经济社会基础。

 可以探索一些新的举措。第一，不再按照所有制划分企业类型，不再区分国企民企，改为按规模、行业、技术类型等特性划分企业，并以这些特性制定相关政策。第二，在纠正所有制歧视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改变行业准入、项目招标、资金获取、国家安全等方面事实上存在的有悖公平竞争的潜规则，以此作为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各地营商环境到底好不好，要以这方面的内容作为重要衡量尺度。第三，中央关于企业平等对待、公平竞争的文件重在落实，不能一发了之。更重要的是加快转化为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循、违法必究，在行政检查、社会监督、法律诉讼等领域形成配套制度保障体系。

为地方基层企业探索创新营造宽松环境。应在国家顶层设计指方向、划底线的前提下，把市场化法治化治理与鼓励地方基层企业的积极性创造性有机结合，允许试错探索，允许多一些自选动作，为具有创新精神的各级干部各类人才营造宽松环境。

来源：博智宏观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