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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研专稿']构建创新生态系统,推进高新区高质量发展

摘要: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推动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的边际带动作用逐渐下降,需着力创新驱动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基于对高新区包括政府行政、营商环境、企业运行等在内的深入调研,本文指出高新区在转型高质量发展方面存在要素投入大规模持续增加但经济发展效益不彰、企业内生动力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等问题;同时新产业革命使得创新技术路径和国际竞争格局发生变化,环境不确定性增加,信息规模和交换速度不断提升,这需要产业发展更强调系统性和动态性。结合国际最前沿的创新研究理论,本文提出构建创新生态系统是高新区提升创新绩效,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并提出了通过“聚点、成链、搭网、导流”来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的总体思路和具体路径建议。

       关键词:创新生态系统,高质量发展,高新区

       改革开放以来,高新区是我国集聚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和创新源泉。但根据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整体要求,高新区在引领创新发展、培育经济新动能上逐渐显现出经济发展效益不高、企业创新内生动力不足、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较低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两大方面:

       第一,要素投入大规模持续增加,但经济发展效益不彰,根源在于投入及配置方式不当。政府在要素价格干预和要素资源配置过程中,未能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边界,没有恰当发挥政府职能,从而造成要素资源投入方向偏离,导致投入产出效益较差。高新区在发展前期处于追赶阶段,由政府结合自身发展的比较优势主导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以实现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赶超。这种模式下政府以挑选赢家、扭曲价格等为途径,对市场进行全面干预,发挥研发方向和技术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和要素资源配置等职能。然而随着产业逐渐跨越追赶阶段,技术发展带来高度不确定性,市场环境更加复杂,这种全面干预模式下政府职能越位的问题逐渐凸显。一方面,政府在一些市场领域干预边界过宽,例如主导研发方向、技术路线选择等,而由于政府信息不完全,导致技术路线选择失误、要素资源错配等。另一方面,政府在一些关键环节干预不到位,例如缺乏对技术转移机制的构建、对创新和投融资环境的培育等,无法帮助大量初创企业跨越创新的死亡之谷。

       第二,企业内生动力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根源在于创新环境不完善。一是产学研配套不足,缺乏专业的技术转移平台、知识产权运营中介等机构,大量技术创新成果仍停留在实验室研发阶段,难以与企业对接,实现商业化。二是投融资环境不佳,缺乏多元的投融资机构、孵化器、加速器和商业律师等中介单位,大量初创期的科技企业因无法获得投资而夭折。三是集群内部的企业交流平台、行业协会等沟通渠道不畅通,企业之间、行业上下游之间缺乏知识流动和信息共享。

       因此,基于这一轮产业革命的新特点、外部管制的新变化和自主创新的新需求,基于对硅谷发展经验的总结和中国高新区实践工作者的意见,本文认为,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对我国高新区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一、海外不断涌现的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论与实践

       创新生态系统是21世纪兴起的概念,理论上是20世纪末的创新系统概念的进化,两者均为解释一个系统为何及如何更有效地产生经济与创新绩效(Freeman,1987;Lundvall,1992;Nelson,1995)。但与创新系统不同,创新生态系统更强调中介和文化的桥梁作用以及知识流动的动态机制。2011年,美国科学院院士Jackson提出创新生态系统定义:“一个由具备不同功能性的参与者基于各自促进技术发展和创新的目标所组成的复杂经济动态。”具体而言,创新生态系统是一个以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为目标的动态系统,由政府、企业、学术科研机构和中介组织互动构成,通过不同主体建立网络和实现互动来促进知识流动和信息共享、推动技术创新。创新生态系统有三个特点:一是需要有不同功能的参与者,二是需要以技术发展和创新为目标,三是需要具有响应外部复杂环境挑战的自我调节能力,即多元主体之间通过互动将其所在的地理位置、产业部门、知识禀赋等个体差异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分散到整个系统之中,进而转化为系统内部演化的动态,依此持续地推动较高的经济与创新产出。

       在实践中,硅谷通常被认为是有效创新生态系统的典型。系统内的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中介组织充分发挥作用,以促进知识流动为核心,形成了有机的网络联结。硅谷的成功也正是得益于这种高度密集、动态、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通过互动促进知识、创意、技术、人员等要素流动,从而形成了巨大的创新动能。

       二、新产业革命背景下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的必要性

       当前,以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全球孕育兴起,科技和经济全球化呈现新特点:一是创新的技术路径发生变化。在新兴技术上,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起点相当,后发国家不需要沿着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路径进行追赶,而是与发达国家在各自的技术路径上进行创新竞赛。二是国际竞争格局发生变化。技术路径的变化同时也造成了发达国家相对于后发国家的技术封锁能力减弱,在国际竞争中无法延续技术先发优势,因此新技术革命下的国际竞争格局也相应发生变化,后发国家将与发达国家在新兴技术上展开更多竞争。三是环境不确定性不断增加。过去是由市场需求拉动技术进步,而在新经济形态下则是由技术创新推动市场兴起。新技术本身具有发展路径的不确定性,而技术又带来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不确定性的增加。四是信息规模迅速膨胀、交换速度迅速提高。新经济形势下,知识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显著提升。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带来前所未有的海量信息,而信息产生和交换的速度也呈现前所未有的增长。

       以上宏观经济业态上的变化使产业发展凸显两个重大特点:一是创新路径和国际竞争格局的变化使得产业发展更强调系统性。在这种大变革背景下,过去单纯依靠产业链、产业群的发展理念无法有效适应产业发展的系统性需求,任何一个单独的主体和单个产业群都无法主导新兴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前沿方向,产业发展与技术创新是区域内多种要素、多元主体和多个产业群共同作用的系统性结果。二是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信息的迅速膨胀使得产业发展更强调动态性。新经济形态要求产业发展在未来一段时期更好地提高区域经济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适应功能,而强调要素配置的静态思维则无法适应产业发展的动态性需求。新兴技术和产业发展需要打破固定的要素配置模式,通过网络发挥不同产业群不同主体的作用,促进更高效率的知识创造、扩散与使用,从而提升系统的经济与创新绩效。

       三、新形势下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的政策建议

       以“聚点、成链、搭网、导流”为总思路,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第一,明确创新最重要的主体是企业,大力促进区内企业聚集。第二,注重产业链补链和服务链升级,形成完善的产业集群。第三,支持产业支撑服务机构的发展,与产业主体建立起网状结构,形成产业共生生态。第四,通过建立平台机制,促进主体之间的知识流动与信息共享,形成有效的创新生态系统。

      (一)聚点:专业化服务,促进企业集聚

      一是以商招商留商,加强集群凝聚和互动。企业聚集通常有两种途径,第一是通过龙头企业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入驻,第二是通过地域文化形成的人文凝聚力吸引相同背景的企业集聚。政府应当在招大引强的同时注重文化环境的塑造,以商招商留商。

       二是建立专业化决策机制。要纳入学界和业界的专业人士参与决策过程。“专业化”决策模式并非单纯的科学化决策,而是强调各自拥有不同专业能力的参与者一起对产业发展路线的选择发挥直接影响。打造专业化决策模式必须遵从三个基本原则。第一是赋予专业人士足够的权力,第二是充分引入专业人士参与,第三是政府具有创业家精神。政府应该向专业人士放权,不仅仅邀请他们参与决策咨询,而是真正赋予他们与政府官员平等的决策投票权。

      (二)成链:完善产业链,提升服务链,促进产业集聚

       一是在强链的同时注重补链招商,形成产业基地。要围绕产业聚集、功能转型、综合环境优化等目标,弄清家底,明确当前产业链的优劣势。一方面通过招大引强带动产业链集聚,另一方面通过配套引进完善上下游产业链。二是要前瞻性识别需求,升级产业服务链。前瞻性企业服务需求包括场景需求、个性需求和物流服务需求。第一是结合新经济和未来产业发展的场景需求,前瞻性地建设人工智能测试场、科技街区等测试应用场景,对于无人工厂、无人快递、共享经济等场景创新给予包容和支持。第二是识别产业个性需求,引进培育针对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主导产业全链发展需求的专业化技术服务平台。第三是充分考虑地理区位优劣势,结合产业发展物流需求,进一步提升物流配套服务水平。

      (三)搭网:网络化培育,打造产业生态圈

        一是打通多元主体之间的连接,为企业打造融资、法务、市场等多方面的产业服务网络。产业网络包括企业、政府、高校、以及孵化器、律所、投资公司等中介机构的多元化主体。产业网络能够发挥“黏合剂”作用,将企业与其他主体联结成为一个连贯的系统,最终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和创新发展。第一,打通企业与资本市场之间的链接,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对创新创业的支持作用。引导金融机构综合运用买方信贷、卖方信贷、融资租赁等方式,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鼓励发展知识产权和股权质押贷款。加大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和创投引导基金工作力度,大力发展创业风险投资基金,促进中小企业板、创业板以及场外市场等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加大对天使投资等的支持和引导,鼓励商业银行、保险机构等积极投资创投基金,带动民间资本更多地投向创新型企业。第二,打通科研机构与市场之间的链接,深化产学研合作。应支持高校成立独立运作的研究中心,缩短技术产业化距离,鼓励高校成立技术转移中心,校地共建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化。第三,打通国有事业单位与市场之间的链接,深化国有事业单位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促进科技成果的资本化、产业化。第四,打通企业与中介机构之间的连接,推动中介服务主体转型升级,依托已有孵化平台,构建促进创新创业企业发展的资源网络。

       二是在网络搭建方式上,政府要发挥引领作用,并积极推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协同创新。第一,打造创新企业培育网络,政府必须扮演好三个角色:产业和市场运营规则的制定者、企业创新产品的购买者、研究工作和早期系统开发的主要资助者。第二,在资助方式上,应该引入竞争机制,把资金投向最具创新潜力的项目。第三,政府部门可以撬动私营部门的力量,加强公私合作,激发市场活力,发挥私营部门的优势,共同催化新技术、优化公共服务、推动跨界融合。

      (四)导流:促进知识流动与信息共享,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一是推动企业与政府间知识流动。第一,提升政府的专业服务能力,弥补市场不足。为了避免企业受短期营利思维危害,无法有效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政府适当引领非常重要。规模经济使得企业更容易选择短期确定性收益,而放弃创新可能带来的更大的却不确定的长期收益。政府需要提升专业化能力,有效引领企业的创新行为。其一是组织涉及企业服务的工作人员围绕服务内容、产业发展情况、先进地区实践经验等方面加强专题性学习,提升干部队伍专业素质。其二是按照新经济、准独角兽企业、上市培育企业、骨干龙头企业以及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等,分类分层梳理,建立重点企业服务名录,提供精准优质服务。其三是鼓励干部到企业挂职,切身了解企业发展真实状况,实地为企业发展解决问题。其四是转变评价机制,以产出评价替代过程评价,以企业发展收益检验干部的专业能力和服务意识。其五是结合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互联网前沿技术,建立覆盖全区的企业数据库,完整掌握各类企业发展运营情况,及时对企业遇到的问题作出反应。

       第二,要设立专业化中介平台,提供企业服务。政府在发挥引领作用的同时,也必须明确自身的职能界限和局限性。要设立脱离于政府体制而同时又具有公共性的专业化中介平台,引进专业人才负责运营,建立良性绩效机制,以更了解产业、更接近市场的专业知识为企业服务,搭建企业信息化平台,实现区域内企业互联互通。专业化中介平台的有效运作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其一是经费独立,市场化运营。其二是行政脱钩,专业人才主导。其三是充分赋权,给予政策执行空间。

       二是推动企业与高校间知识流动。第一,政府应有意识地发挥行业领军人才的跨界作用。通过旋转门机制,熟悉并掌握技术前沿的研究者可以凭借技术创新进入产业界或政府,深化官产学研的网络互动与合作发展。第二,应支持高校成立独立运作的研究中心,缩短技术产业化距离。与传统的高校学术机构不同,研究中心应作为研究者独立从事应用技术研究的载体,由企业资助运营,以此将技术与产业紧密联系起来。第三,应建立技术转移平台机制,鼓励高校成立技术转移中心,校地共建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化。运转良好的技术许可办公室必须遵循三点核心原则。其一是设立独立机构,专业化管理知识产权。其二是技术转移平台应采取自收自支的经营模式。其三是技术转移平台工作人员应为在相关领域有很强专业知识的技术经理。

       三是推动企业与企业间知识流动,促进良性竞合。企业间知识流动通过两种机制推动创新:其一是加强竞争。知识流动破除了集群中的信息不对称性,对于竞争对手动向的了解,能够驱使企业尽力提升创新能力以保持领先地位。当一个科技企业有新发明专利或技术突破时,这个信息将激发其竞争对手作出反应,投入创新竞赛,从而提升集群整体创新能力。其二是增进合作。在不同行业之间、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知识流动,能帮助企业获取更多产业和市场前沿信息,同时促成企业之间在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加工等方面的合作。

       促进企业间知识流动,第一,要加强硬件建设,构建企业集群的知识交流空间载体。政府应亦可推动建立与主导产业相关的技术俱乐部、行业联谊会等。第二,交流活动的发起和组织主体应该是企业或行业带头人,政府应撬动行业带头人的积极性,注意发现区域内存在的或潜在的知识交流团体,在经费、基础设施和技术等方面予以扶持。第三,可以通过建设网络平台加强企业集群线上的交流沟通和知识流动。例如设计互动模块,让企业用户可以根据不同的行业和技术领域建立或参与交流小组,在每个小组内可以发表或参与主题讨论,交流行业技术前沿资讯,企业家、技术人员也可以通过线上方式建立联系,形成更加紧密的网络联结,促进潜在的合作机会。


参考文献:
['1']Adner R. , 2006, “Match Your Innovation Strategy to Your Innovation Ecosystem”,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ol.84(4), pp.98—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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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arayannis, E. G. & Campbell, D. F. J. , 2009, “‘Mode 3' and ‘Quadruple Helix': toward a 21st century fractal innovation ecosystem”, Int. J. Technology Management, Vol.46, Nos.3/4, pp.201—234.
['4']FreemanC. ,1987, “Technology Polic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Lessons from Japan”, Pinter Publishers Ltd, London.
['5']Lane, D. A. , & Maxfield, R. R. , 2005, “Ontological uncertainty and innovation”,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15(1), 3—50.
['6']Lundvall B. , 1992, “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innovation and interactive leamrning”, Pinter Publishers.
['7']Jackson, B. D. J. , 2011, “What is an innovation ecosystem?”, http://ercassoc.org/sites/default/files/topics/policy_studies/DJacksonInnovationEcosystem_03-15-11.pdf.
['8']Nelson, R. R. , 1995, “Recent evolutionary theorizing about economic chang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3(1), 48—90.


来源:调查研究报告作者: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 华若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