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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奇帆:破解“胡焕庸线”,重点打造“第六产业”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同时提出,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这两件事其实都受“胡焕庸线”的约束。


根据胡焕庸(1935)的研究,从黑龙江瑷珲到云南腾冲这一条线可将中国版图在人口地理上大致分为两部分,西北部是“大漠长河孤烟”,占全国国土面积的64%,人口却只占总人口的4%;而另一边是“小桥流水人家”,仅占全国36%的国土面积,却聚集着另外96%的人口。


虽然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演变,但这条线两边的人口地理格局基本没变。


2020年,我国东部五省(直辖市)(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的人均GDP平均达到10.5万元,西部六省(自治区)(新疆、内蒙古、青海、甘肃、宁夏、西藏)人均GDP平均为5.3万元。


东部最富的省级行政区如上海(人均GDP为15.9万多元)与西部最落后的省份如甘肃(人均GDP为3.4万元)之间的差距巨大,接近五倍。


总之,“胡焕庸线”是我们在研究区域协调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时面临的一个基本约束。我们应在尊重这一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更多通过社会的、经济的、技术的手段来破解“胡焕庸线”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制约。


2021年,我国农村常住人口5.1亿人,第一产业的增加值为8.3万亿元(占GDP比重的7.3%)。


而这5.1亿人中的绝大多数也分布在“胡焕庸线”的东南侧,人多地少的东中部地区农村常住人口粗算有4.6亿多人,成为乡村振兴的主战场,可抓住以下两个重点。


第一点,将农业这个第一产业打造成“第六产业”。


所谓第六产业,就是按“1+2+3”的思路,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来赋能第一产业,形成从“田园”到“餐桌”的高水平产业链、供应链。


中国自近代以来就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突出的人地矛盾决定了我们没有条件搞美国式的大农场主农业,当然不排除通过进一步的制度创新进行适度规模经营。


不管怎样,占人口总量36%的农村人口产出了7.3%的GDP,继续困守在农业领域、就农业谈农业是没有出路的。出路在于要发展农业深加工业、涉农服务业。


一些地方已将发展“一村一品”等特色农业与冷链物流、直播电商结合起来,探索出了根在农业农村、触角延至全国各地的成功模式,就是以工业的思维、互联网的思维经营农业。


如果现在8.3万亿元的农业GDP被改造后能产出16万亿元的GDP,那农民的收入也会翻一番。


第二点,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目前中国农民最大的问题是97%的年收入来自劳动,几乎没有财产性收入。


而城镇居民的房产、股票等各种财产性收入,可能占整体收入超过50%。虽然农民每家每户都有一亩三分地,但这一亩三分地尚不能变成可以产生现金流的信用品,无法给农民带来财产性收入。


2019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修正)》和2020 年印发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的基本逻辑是:通过盘活农村“三块地”,实现土地资源依法有序流转,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


比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按照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的方式流转,意味着无论卖多少钱,全部直接留给农村。


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村的土地级差收入就得到了提高,而且越是大城市周边的农村土地,级差收入就越高。这些级差会全部返给农村。


其中20%会补给村集体或乡政府,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其余的70%-80%则要反哺出让承包地和宅基地的农民。


加上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逐步完善推广,农民和农村因“三块地”带来的财产性收入会逐步增加,城乡差距会得到较大改善。


关于西部大开发,关键在于要把西部的资源禀赋扬长避短地发挥出来,以比东部更快的速度提升西部的人均GDP。


比如,西部地区有广袤的土地,可以向以色列学习,在戈壁滩上规模化发展滴灌农业。假设以500亩为单位建设大棚设施,有若干个大公司逐步覆盖10000平方千米的土地,预计将有7500亿元的产值。


又如,西部地区阳光充足,雨量较少,地域辽阔,恰恰给建设光伏发电产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如果有一批超级大的光伏企业在新疆建设光伏电厂,规模达到10亿千瓦的装机,每年能够运转1500小时的话,就可以产出1.5万亿千瓦时电。


按每千瓦时电0.2元计算,就相当于3000多亿元的GDP。这些清洁能源在未来的10年甚至20年内,就可以产生人均两三万元,甚至四五万元的GDP。


但是,提升西部发展动能背后的运作离不开五个“大”。事实上,这些年我国的西气东输、西电东送、西油东送以及正在发展的东数西算、下一步规模化发展的清洁能源基地和特高压直流输变电都属于这五个“大”。


第一,一定是大资本的投入。无论是类似滴灌农业还是光伏发电这样的项目,都需要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体现其经济性,这是由西部的资源禀赋决定的。


第二,一定是由大企业集团来建设。不论是国有、民营还是国外的公司。这并不是歧视中小企业,而是因为中小企业根本无力承担这笔巨额的支出。


第三,要用大技术,也就是要用高科技。过去也有大企业和大资本,但为什么没有人干呢?因为没有高科技。现在有了高科技才能有高产出。


第四,要面向国际国内大市场。比如滴灌农业项目,这与过去服务本地方圆几十千米的小农经济不同,这种项目的产出要通过与掌握国际供应链的企业合作,分销到全世界,分销到内地各个终端。


第五,一定要有配套的大系统。比如滴灌农业规模化生产出来的产品,要有高效的物流运输体系将其分拨到国内的其他地区以及欧洲;比如光伏基地需要有特高压输变电系统才能把电由西部地区输送到东部的高负荷地区。


按这个思路发展下去,十年以后通过新能源、清洁能源的发展可以使西部地区的GDP翻一番;再通过地下资源的开发、设施农业的发展,使西部地区的GDP可以再翻一番,那么东西部差距就会从如今的两倍缩小到一倍多。


在此基础上,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可以继续推进东部给西部的转移支付,这样就可以更好地缩小东西部差距。


来源:New Economist